悲剧的诞生读后感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悲剧的诞生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1

　　尼采：英文名Friedrieh Nietzsche (1844—1900)这个在中国广为人知而又知之不多的人物，有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特点。他是大学教授，然而他否定其他兢兢业业从事教育的教授工作;他是哲学家，但他异常起劲地反对出现在他以前的诸家哲学。他高喊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在东方，就是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向来就是一个有争论的人物。尼采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以独特的方式预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深刻的精神危机。

　　尼采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他谴责自由资产阶级，称他们为因循守旧、苟且偷生的庸人，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以及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对生活的肯定态度，强调进化即是权力意志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鼓吹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有权奴役群众，而普通人只是“超人”实现自己权力意志的工具。他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甚至谴责医生拯救病人是一种犯罪。主张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艺术家就是高度扩张自我、表现自我的人。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是《悲剧的诞生》，他提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的光辉使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制造一种幻觉，酒神象征着情绪的放纵，它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我们都很喜欢听音乐，而音乐正是日神与酒神精神的一种综合情绪的表露。尼采认为，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通过个性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现实的苦难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化作了世界的喜剧，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与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酒神精神的要义。日神精神就是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丽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日神精神的潜台词：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的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悲剧的壮丽和快慰。

　　尼采认为权力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目标，人生就是强弱权力意志的较量过程。这种权力意志实际上就是用酒神精神改造过的"生命意志"，征服异已，使之成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工具，这是生命的原则。因此他将人分为天才和流氓。一个能否对人和持审美的态度，是肯定人生还是否定人生，归根到底取决于内在生命的强成衰弱。他还宣称"上帝死了"，号召打破偶象，破坏陈腐的传统观念，提倡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人类的活动(不论体力或智力的)创造了艺术，艺术来源生活，而那些不朽而光辉，得以长存至今艺术形象，是人类活动在无边的历史长河的淘洗下，脱颖而出的精华。在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人类文明以自己的社会形态、文化风格为原型，创造出了众多特点鲜明的艺术形象。在这些形象当中，堪称经典，为我们所熟知的两位，即本文将要讨论的夸父和普罗米修斯。在讨论他们之前，我必须不厌其烦地补充一点历史背景知识，这样将有助于文章的铺展和读者的理解。所以请耐心地读下去，肯定会有所受益。

　　如果我们假定，这两位曾经以人的形式，在大地上行走的话，那么他们大致生活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至第一个千年之间。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即由新石器时代向古代文明时期过渡。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因为灌溉农业、金属冶炼，和牛耕农用动力的产生和推广，古代文明首先在中东破土而出，然后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各地传播。在这一时期，中东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东边，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华文明的雏形，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古印度文明;在西边，埃及文明诞生于尼罗河流域，地中海的波涛和美丽的克里特岛是孕育米若斯文明的摇篮。紧接着，在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之后的，是中美洲的古老文明。这是一段古代文明焕发活力，欣欣向荣的时期，也是一部反映人类挑战自我，突破自然限制的伟大诗篇。从新旧石器时代的蛮荒中苏醒过来的人类，仿佛是受到文明之火的启示，他们睁开双眼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向强大无边的自然发起挑战。现在看来，人类无疑是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成功地开辟了一片自然奇迹之外的广阔天地。但是，当时的人类决不会有这样的自信，在他们辛劳而短暂的生命中，一定充满着“人生苦短”的慨叹。在古代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频繁而又无规律可循的.可怕山洪，与反复无常的气候变化，时时刻刻摧残着那里脆弱的农业生产;而周边游牧民族军队反反复复的侵略、骚扰，又是破坏文明国家国计民生的一大威胁。翻阅苏美尔人的文献，我们看到他们用这样文字来抒写对人生感慨。 “只有人，寿命不久长，无论做什么，都如清风一扬。”

　　在可怕的自然力面前，我们的祖先是十分渺小的，但他们心中涌起的欲望又无法让他们在与自然的对抗中妥协，实际的情况是，人类已经没有退路了，在与天地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必须放手一搏，哪怕这是一场必输的战斗。古人是怎样看待他们与自然力的较量呢?人类的神灵意识，贯穿着人类发展演变的历史。自然力量在他们眼里，化身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灵，步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向自然发出的挑战，实际上就是在挑战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心中不敢逾越的权威——神灵。神界与人界分异的产生，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我们无法想象，绝大多数古人会忽视神灵的存在。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对自然力量的惧怕，人类才需要神——那是一种强有力的依靠，不论他降灾还是赐福，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进入文明阶段的人类没有对神灵的存在产生怀疑，他们依然要仰赖对神灵的信仰才能生存，但与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同，那时的人类已经敢于接近神灵，去获取神灵的智慧。我们都知道巴别塔的故事，骄傲的国王集合天下能工巧匠，想要造就一座通天的高塔，结局自然是神战胜了人类，浩大的工程最终在神的干预下半途而废。这个故事体现了人类对神灵态度的转变，尽管结局是人类遭受了失败，但那种敢于接近神灵、触犯神灵的勇气，是那个时代人类文明所共有的特征，也是众多艺术形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先民们创造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形象，多是以挑战不可战胜的神灵为开始，以主人公受到神灵惩罚的苦难为结束，体现了充满磨难而又百折不饶的人生这一悲剧性的主题。伟大的悲剧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巅峰，悲剧背后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甚至超越了其在美学上所能达到的成就。

　　“宇宙心灵所怀蓄的矛盾，在他看来显然是由于种种不同世界的交错混乱，譬如说，神界与人界，这两者分别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正因为它们分庭抗礼，所以势必各因其个性而经受痛苦。当个人英勇地努力追求共性，当他试图跨过个性的界限，从而使自己变成唯一的宇宙生灵时，他定必经受那隐藏在万物本质中的原始矛盾，也就是说，他越轨了，因此受苦。” ——尼采 《悲剧的诞生》

　　普罗米修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他虽然是一个神，但他更像是一个在大地上行走的人类，在对待火的立场上，他和人类是一致的。这样一个为人类的利益奋斗而不惜背叛自己身份的神灵，我们不妨就把他看作人类中的一位勇士。当人类走出蛮荒，努力地征服自然，想要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位置时，他们就已经从内心深处与自己的神灵决裂了，客观地承认神人二界的分野，只会加速这种决裂的发展。面对生存环境的艰险，文明人不会寻求妥协，正因为这名正言顺的分界，造就了人类与神灵分庭抗礼的局面。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跨越个性的限制，去追求共性的过程，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使自己成为宇宙中唯一的生灵。但是这种疯狂的行为，又是对神灵权威的冒犯，越轨者必遭受苦难，他会为其所作所为付出痛苦代价。而这就是其悲剧之所在，冒犯神灵的权威会招致灾难，但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必须去犯。他做了，神灵不会给他好果子吃;他不这样做，人类将遭受灭顶之灾。普罗米修斯的人生悲剧，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无独有偶，在遥遥相隔万里的东方，黄河流域养育下的中华文明也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他就是夸父，那位手持拐棍，只身追寻太阳的巨人。与希腊人埃斯库罗斯所写故事的背景相同，夸父生活在一个极端寒冷的年代，鹅毛大雪漫天飘洒，遮蔽了太阳火热的脸庞，给行走大地上渺小的人类带去了无边的寒冬长夜。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巨人夸父表现出了与普罗米修斯相媲美的勇气，告别族人，他要去寻找太阳，为了让太阳回到族人身边，他必须说服这位力量强大的“神灵”。这一情节的设置，与普罗米修斯为救人类而盗取神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两个故事稍有不同的地方，只在故事的结果。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神火，也受到了惩罚，宙斯把他悬挂在峭壁之上，派巨鹰日日啄食他的肝脏。夸父的结局是死亡，他长途跋涉，历经艰辛来到了太阳面前，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诉求，然后悲壮地倒下。两位代表着人类利益去冒犯神灵的英雄，一个得到的是万年的折磨，另一个则面对生命的终结。普罗米修斯成功地获得神火，使温暖重回人间;而夸父没有带回他所渴求的太阳，他的同胞并没有获得解放。

　　但是结局不言自明，在逆境中生机勃勃的人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巨人夸父所表现出来的超凡勇气，预示着人类将克服一切艰险，创造出光明璀璨的未来。在故事最后的部分里，夸父丢在地上的那根拐杖，化作了一片美丽的树林，树上结满了甘甜的果子。这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行者追寻不止的所在。个人认为，夸父追日这个悲剧故事，比起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在对结局的艺术处理上要技高一筹。总之，夸父与普罗米修斯这两位人类英雄的悲剧形象，是人类在历史上试图超越自我，战胜自我，挑战极限过程的完美写照。在中国，与他们相类似的艺术形象还有填海不息的精卫，和开天辟地的盘古。他们在悲剧中诞生，在悲剧中寻找超越的动力，亦在不竭的奋斗中得到永恒的生命。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想，应该把夸父的形象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标志，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发展充满着挫折和艰辛，只有保持最大的勇气才能支持我们在逆境中前行。我呼唤当代的夸父，那坚定的巨人，能够忍受大众的奚落和嘲讽，向着那美好而渺茫的希望之林前进，哪怕等待前方的是死亡，也能顽强的前行，为了人类的幸福，挑战那不能超越的极限。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2

　　我们常听说诗人自杀，却很少听说戏剧家自杀。这篇文章打算就戏剧家自杀的问题谈一谈。或许有过不少戏剧家自杀，但我不得而知，而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屈原、马雅可夫斯基、海子这些人，这些人也总被冠以诗人的名号。有人可以用“戏剧也属于诗歌”来反驳我。我不准备搬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对诗的区分方法来反驳他，只用简单的归纳就能证明我的观点：在那些可以产生影响的自杀诗人中，是写诗的人多还是写戏的人多?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不牵扯到诗人的自杀，戏剧也还不准备在数量上与诗歌竞争。诗歌与戏剧的关系的确难以界定清楚，否则我亦不会以“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一篇谈论戏剧家的文章的主题，事实上并没有人说过“国家不幸曲家幸”的话。所以，在写下标题时，我要面临的矛盾就已出现：为何戏剧诗人远不如抒情诗人那样自杀(发疯)频繁?

　　这个问题有些矫揉造作，吹毛求疵，甚至不知好歹的味道，可事实上却令我困惑：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面对的难道是不同的人生和世界吗?何以他们在对待生死的方式上如此不同?当然不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上。他们二者唯一的不同(除了个体感情因素之外——而在两类群体的比较中，个体差异可忽略不计)只能是表达方式(抑或进一步而言，思维方式)的不同。

　　尼采与戏剧家和诗人都沾边，他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悲剧的诞生》，而他的所有著作无不是箴言警句，与诗人在形式上无异。这篇文章之所以以尼采为中心，就在于尼采所处的时代可以切实算得上不幸的时代。仅仅提到尼采的发疯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时代的不幸，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上帝死了”可以算最突出的一个不幸，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理解起来却并非易事。如果将我所了解的西方思想史简而化之，我们会始终看到上帝与人的亲近和对峙——即使在“上帝死了”以后仍是如此。“上帝”是一个超感性的形而上存在，是人的理智所无法把握的。人的理智和情感所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肉身和理性范围内的“我思”。“我思”一旦问及“偶然”、“善”等事物，则捉襟见肘。康德所做的正是给理性的有效性划定边界，为信仰留出地盘。然而，“我思”却潜藏着危机。

　　在基督时代，人是上帝的作品，因此人是第二性的。但人因偷吃智慧之果而背叛上帝，人类因此跌入原罪之中，耶稣作为肉身带着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类，这个旨意就是爱。但从笛卡尔的“我思”所发展而来的主体意识，却将理性极度膨胀，成为19世纪、20世纪科技大爆炸的嚆矢。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发展成绝对理念，历史发展成为绝对理念的显现过程，历史进程由此“理念”决定，代表它越俎代庖挤占了神的位置。但理性却没有温度，一切血腥成为历史理性车轮必经之途的正当产物。但被驱逐了的神的“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这个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这个空出来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新的理想是什么?新的理想就是尘世幸福。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和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人类不相信别的，他们只相信自己。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预示堪称洞见，虽然这洞见是苦涩的。这便是“我思”发展而来的危机爆发——现代性。现代性标示着人类主体的全面觉醒，自然已经被征服，工业铁笼进而铸造，景观社会随处可见，网络更是空前诞生。现代性以后的哲学家们像被击碎的神龛，散落一地，各自以各自的碎棱角反射着现代性的昏暗之光。弗洛伊德试图从生物性的无意识来弥补理性无力解决的问题;达尔文亦以实证主义的精神找出了人类的起源;维特根斯坦警告我们“可以言说的都能被言说，不能言说的我们就该沉默”……

　　尼采是这个不幸时代的守夜人。他目睹了上帝的死亡，旧有的价值伦理体系面临崩溃危险。尼采的“强力意志”站出来要独挑大梁，他一手刻画了超人的形象，渴望芸芸众生中能诞生超人来指明人类的前进方向。说这个时代的江山不幸显然体现出我对旧有美好时光的心向往之，可历史上(当然不排除今天)也不乏有人对现代性鼓盆而歌。但就是这样的“时代之幸”，要求我们个个都要变成冷酷“超人”?放弃爱，放弃同情?罗素就对尼采的这种冷酷产生反感。不仅如此，韦伯构筑了现代性的大铁笼却毫无回天之术，马尔库塞描述了单向度人最终走向了动物性欲的解放，拉康哲学不是更加悲观么?……如果那些鼓盆而歌的人所说的“江山之幸”也要包括这些，我实在不能接受。或许尼采说的对，只有在审美的意义上，价值崩溃后的人生和世界才有可能被人类脆弱的性格所接受——愈加离奇荒诞，才愈加像一件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

　　江山不幸至于如此，诗家何幸之有?在尼采身上，我们只能找到他论说自己哲学的激情，此外还有什么呢?孱弱的身体，疯狂的晚年，破碎的爱情，孤独的生活，或许他与瓦格纳那段前后不一的友情可以值得称道?当哲学史赋予尼采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是后人对他“幸”的最好阐释?可是我很想知道，生活在那样的时代(这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尼采快乐不快乐，就像我们可以确认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不经常感到快乐一样。

　　面对同样一个山河破碎的现代性，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有何不同反应?我认为：戏剧诗人更多的是旁观者，而抒情诗人更多的是剧中人。戏剧诗人想象着如何能将破碎山河中的生之不幸重新展现出来;抒情诗人却无法跳出这破碎山河思考问题，只能与众生共担苦涩，并将这苦涩咽下再吐为抒情之诗。戏剧诗人并不说话，而是让剧中人说话;没有人替抒情诗人说话，抒情诗人只能自说自话。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和奥赛罗都发疯了，但莎士比亚却安度晚年;特里勃列夫开枪自杀，而契诃夫却并没有这么做;周萍也开枪自杀，但曹禺却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现代戏剧诗人……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舞台”指的是一切具有戏剧性因素的表演舞台。戏剧与其他艺术之不同就在于它将世界搬上舞台令人类观看。抒情诗也可以构筑自己的“世界”，所谓“一花一世界”，但那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与舞台上所呈现的“世界”有本质差别。抒情诗世界中的人物至多凝结成一个雕塑般的形象，而戏剧中的人物却像在真实世界中那样生活思考行动着。况且更多抒情诗的追求并非构筑世界，而是“境界”、“意象”等。抒情诗人可以走进戏剧诗人笔下的世界，但却很少听说抒情诗人笔下有戏剧诗人的影子。在能否拉开距离观看世界——无论是美好还是苦涩——这个问题上，戏剧诗人的确要比抒情诗人好那么一些。

　　从情感上，我极愿意将舞台世界就看成生活世界。虽然舞台上的世界和生活世界存在着艺术和真实的差别。“生活中没有悲剧就像采石场里没有雕像一样”但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戏剧)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戏剧)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着真实。从生活世界到舞台世界之间，无论是“摹仿”、“三一律”、“自然主义”还是“表现主义”，这些手段抓住的一定是世界的本真。成功的戏剧总是让观众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本真，因此，面对不幸的时代，抓到的.本真只能是“不幸”。

　　假如我们真的将舞台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直接看作生活世界，那么，舞台人物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舞台人物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舞台世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素材比破碎河山中的疯狂生活更符合戏剧性的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不是被我们誉为经典吗?契诃夫的悲剧也不是经常被人提起吗?还有贝克特、奥尼尔、尤奈斯库，各个都是荒诞世界的戏剧诗人。我们称之佳作的那些戏剧作品都是由我们的不幸构成的!那些斯克里布之所以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描绘这个破碎疯狂的世界。

　　我们把自己的疯狂奉为佳作。这是谁的“幸”?

　　这样看来，戏剧够不够精彩，全要看我们生活是否破碎与疯狂。如果都是陶渊明笔下的“怡然自乐”，还有什么好写的、可写的?如果我们为一部精彩的戏剧演出拍手叫好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为自己的“悲惨”生活喝彩?

　　相较于戏剧诗人，尼采更是一个抒情诗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虽有情节，但并非戏剧，通篇只是尼采的宣言;《悲剧的诞生》只是一部借戏剧理论论述哲学的作品。他鄙视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从更为早期的希腊先贤那里寻找源泉。酒神是他搬来的救兵，悲剧应该从毫无理性可言的酒神那里诞生，欧里庇德斯笔下的人类理性只会将悲剧精神置于死地!这种勃发的非理性意志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被他发现，《特里斯坦》甚至“超过贝多芬”!可尼采失败了，价值一如既往的崩溃下去，或许出现过那么几个超人，即使其中还混杂着“希特勒”那样的危险人物……

　　尼采的一生被裹挟入不幸的时代中，他终于疯了。他是一个剧中人而非剧作家，他是一个抒情诗人而非戏剧诗人。假如尼采能够承认自己的生活算不上“幸”，我很想问一问尼采：我们是该选择精彩的生活还是精彩的诗?

　　弗拉基米尔：你本来应该是个诗人。

　　艾斯特拉冈：我本来就曾是个诗人。(手指着他的破烂衣服)这还看不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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