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时间观念的比较

结构艺术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点课题。中国古代传统的章回小说，结构基本上已经固定了，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由大到小来写。从中国和西方小说的不同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西时间观、空间观的不同。中国人写小说习惯于从大写到小，哪怕讲一个很小的故事，也要从“话说大宋年间”等开始，大宋某年某月，在某个城市旁边有一个牛家村，有一个小伙子，爱上了隔壁一个姑娘。其实这跟“大宋年间”没什么关系，但是中国人喜欢这样写。这背后表现了一种中国人的空间观、时间观，中国人是站在全宇宙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国人喜欢看大局，中国人下棋，打仗，看历史、看政治都是这样的。甚至大宋年间的一件事，也不从大宋开始写，而是“话说盘古开天辟地”，或者从女娲补天开始讲，补来补去，才补到《红楼梦》。
西方则不一样。我们看现在的计时制度，比如电子表上的时间，中国是“年、月、日”，西方是“日、月、年”或者是“月、日、年”，这个细小的差别就说明西方人看问题的视角是不同的。所以西方的小说刚刚翻译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习惯，因为它开始不说“大宋年间”还是“大唐年间”，都不说，开始就说“约翰坐在椅子上想”，中国人认为小说怎么没有开头呢，于是到处找，可是这就是开头，开头就是“约翰坐在椅子上想”，莫名其妙就来一个约翰，约翰是谁也没有介绍，仿佛是罗丹的“思想者”。慢慢地，我们对西方的小说才习惯了。原来西方人和我们看问题不一样，西方人是从小到大，它先说约翰，约翰坐在椅子上，然后镜头放大，椅子外面还有个屋子，约翰还有个母亲还有个父亲，然后还有个仇人，最后才看到他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这种时间观和空间观，往往就是通过小说的结构呈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有这样一种固定的结构，就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伟大的气魄，不去弄各种花样，帝国的秩序是稳定的，谁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它背后是这样一种社会逻辑，不管张三李四，你都是“大宋年间”的一个子民，所以要从大宋年间开始讲。而西方是强调个体，强调局部，跟整体没关系的事就先不说，只讲个体，所以西方小说更讲究结构的变化。一百多年前，西方小说刚翻译过来的时候，最受重视的就是结构的变换，比如倒叙的手法，一个故事先讲结局，然后再讲发生的原因，这一点给了中国小说很多的启发。五四新文学小说之所以看不起章回小说，去批判这些旧小说，其中一个道理也是嫌它们手法太旧，胡适就批评旧小说好像记流水帐，从早写到晚，什么事都写，没有事的时候也写上一句空话。比如说夫妻两个人结婚了，晚上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西方小说就可以不写了，就直接写几个月之后了，中国的小说非要加上一句“一夜无话”。“一夜无话”还写它干什么？他觉得如果不写就对不起读者，好像那个空白缺少了一些什么。就是说，中国人觉得每一段时间都应该有事儿。这种手法慢慢也影响到武侠小说创作，武侠小说家也开始采用倒叙的手法、插叙的手法、省略的手法，或者把这些手法结合起来进行交叉。这种结构上的探索到金庸这里也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们看《雪山飞狐》的结构，是那样的严密。所以《雪山飞狐》首先是从结构上吸引了欧美人的注意，把一百年的故事在一天里讲得清清楚楚，又这样有悬念。还有跟《雪山飞狐》的这种严密完全相反的——《天龙八部》的宽阔舒展。《天龙八部》是三个人主人公，每个人领起一个大的故事。《天龙八部》一开始是段誉的故事，然后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萧峰的故事，然后又转到虚竹的故事，三个人每人占了很大的篇幅，到最后三个结义兄弟又结合到一起。这种写法是中国小说的特长，西方人不大善于这么写。还有“射雕三部曲”那样的宏伟，那样的波澜壮阔。跟这个宏伟相对的可以举《越女剑》的小巧。所以说金庸小说的结构如同在修建中国古典园林。中国古典园林就是这样，不管大还是小，小能够让你觉得大，能够让你感到它的变化，例如苏州园林，例如去北大看未名湖，其实未名湖很小很小，但是它让你觉得有变化，觉得好像比实际上要大，你在这里看未名湖，实际上它把西山的景都借来了，讲究借景，讲究人工与自然的结合。如果景区很大，它又使你觉得不空旷，比如你去看颐和园，非常大，但是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放一个亭子，放一座桥，把空间巧妙地分割开来，使你觉得大而不空旷，小而不紧张。所以说，中国的园林也渗透着中国的空间哲学。西方的建筑学近些年来走投无路，才从中国哲学中发现了出路，发现建筑学的道理原来早就被老子写过了，原来建筑的目的在于给人活动的空间，不在于建筑本身，老子早就主张过“以无为有”、“以无用为有用”。老子说，茶杯为什么有用，因为茶杯里面是空的；房子为什么有用，因为房子里面是空的。有“无”才能有“有”，这是有无相生的道理。我们从金庸的小说中也能感受到远近高低有无虚实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