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史记》的史料来源

解读《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内容的博大与其史料的来源是不无关系的。笔者在反复研读《史记》和相关研究沦著的基础上，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

　　一、书籍

　　元封三年司马迁任太史，至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出狱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先后任太史公、中书令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文书档案，这在《史记》中有明显的反映。

　　譬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侯国国名、侯功、户数、始封年月日、益户、徙封、莞嗣、诛兔、侯第等，非常具体:《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诸侯王的始封、徙王、入朝、除国、诛灭、自杀、莞嗣、溢号等，详尽且系统:《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诸篇，记载侯国基本情况，亦颇详明《惠景间侯者年表》云“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长沙王者，著《令甲》”。作者所读史料，都属于国家档案一类，《史记》王侯诸表，应是依据这类资料整理而成书籍。司马迁自幼受其父的影响，博览古籍经书，无所不读，可以说，凡汉代以前古书，如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主要来源。《六国年表》序言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从这段文字可知，诸侯史记也是司马迁着重阅读，获取史料的来源。秦火之后，诸侯史记基本上都己损失，但无疑这些资料对司马迁创创《史记》是至关重要的，故而司马迁曾专门外出寻求诸侯史记。据卫宏《汉旧仪》云:“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虽原始史料与现在《史记》中所记内容有所出入，但那都是经作者改写熔铸而致。资料来源于诸侯史记是确凿的，孙德谦曰:“《史记》本纪、世家，其间多有称‘我’者，如:《秦本纪》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吴世家》‘吴伐楚，楚败我师’，诸如此类，或以为史公删之未尽者，不知既用旧文，当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盖周时列国诸侯各有国史，一国之史言‘我’，所以别于人，故谓之‘我’者，为其国史之旧可见矣。”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各国事件时，常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我们从中不难断定主方和客方，因而确定作者是依据哪国史记来写定这些文字的。

　　在阅读诸侯史记之外，司马迁还广泛阅读了其它书籍，这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有明确的说明。如《三代世表》中说“余读《谍记》，皇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皇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攘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阂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竞其义”:《五帝本纪》中说“护观《春秋》、《国语))"《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降》等等。

　　二、档案

　　司马氏家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父职《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铀史记石室金之书”铀，是缀集的意思:石室、金，都是国家藏书之处太史一职，为司马迁充分利用国家图书资料提供了便利。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救命、记功册，臣下百官的书奏议疏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今》，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随书·经籍志》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秘府藏书丰富，司马迁可以自由翻阅查检，这是《史记》能够顺利撰写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游历

　　为了著《史记》，其游历是极其丰富的《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游于沉、湘:北涉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都、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竿、昆明，还报命”可见太史公游历范围之广。从《史记》各篇来看，太史公到过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如《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岭蛔，北至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适长沙”:《龟策列传》中说:“余至江南”:《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同时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弓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王国维云:“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公的游历，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扩大了见闻范围，这为完成《史记》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见闻

　　《史记》中所载的一些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所得的材料司马迁所任太史公、中书令二职，地处枢要，侍从皇帝左右，有机会参与一些重大的事件。如《封禅书》载:“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至，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其事秘，世莫知也。”文中指出:神君之事极其秘密，“世莫知”，而作者却对神君的言沦，行动了如指掌，这其中的原因司马迁在《封禅书》的赞语中为我们作了解释:“太史公曰:余从巡驾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沦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据此可知《封禅书》所记载的内容也与作者亲历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史记》中所载的有些人物是与司马迁有过交往的。如《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冯)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田叔列传》云“仁与余善，余故并沦之” 这些从见闻中得来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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